基甸博客@blogbus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jidian.blogbus.com/logs/1006981.html

从“启示论”看文学的类型与价值

 包兆会

本文试图从“启示”角度探讨文学的类型与价值。在正式进入本文之前，有必要先理解一下什么是启示以及“启示”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什么是启示？神让人认识他的各种方法、手段或言行作为，在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中称之谓“启示”。也就是说，启示即是神的作为：借着他的创造、护理、拯救等，向具有宗教性的人显明他自己；在大自然中显明称一般启示，为的是让具有宗教性的人，对神存在的事情无可推诿；神也借着救赎历史的作为、《圣经》、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向人启示他自己，为的是让人真知道他，称为特殊启示。
        是的，若不是神出于他无限的怜悯与慈爱，自己降卑，让人认识他，渺小的罪人就根本无法认识他。加尔文说：“上帝为要使每人都可以达到幸福的境地起见，不但把宗教的种子撒在人心里，而且在宇宙各部分创造中表现了自己，又每天向众人显现，叫他们睁开眼睛没有看不见?的。他的本体真是不能了解的，所以?的威严不是人的感官所能看到的；但他却已把他的荣光象印记般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他的一切工作上，虽下愚也不能托词无知而自恕。” [注1]
         那么启示与文学有什么内在关联呢？就如上文所说的，启示是上帝借着各种方法、手段让人认识他。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表达自己心灵活动和把握这个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当一个人触摸到宇宙中上帝的存在时，或因着各种环境认识上帝时，他或她就有可能把自己内心的一种与上帝的“触摸”通过文学写出来。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先有启示，后有文学；先有上帝通过各种手段和各种方法显现，然后才有人通过“触摸”到这种真实的存在而把它写出来。从传达启示的角度来说，承载对启示的表述媒介不一定是文学，也就是说，对上帝的“启示”的理解也可以通过非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如通过精湛严密的神学思想，如加尔文和卡尔•亨利；通过知识的讲述来思考神学问题和教会处境，并介绍基督教的基本理念，如路易士和薛华；当然也可通过如文学这样的普及性和通俗易懂的方式，只要是普遍的大众就可以明白和接受，诸如罪和良心的自责等主题，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也不一定表达上帝启示性的东西，它是人心灵和精神活动的记录，所以可记载人本的想法，甚至也可抒写与上帝启示相违背的如对色情的赞赏、对暴力的提倡等内容。从终极意义上说，上帝可以使用文艺写作上的一切确当而正常的方法来传达真理，上帝也借着文学样式这一启示来让人认识和赞美他，就象《圣经》文学，《圣经》中的真理内容与精妙的文学样式水乳交织在一起，人们在享受丰盛的真理内容的同时也惊叹作为文学的《圣经》的奇妙和伟大，而《圣经》的文学写作因着神对?所启示的人的恩赐，所以有了神的恩赐的人写作自然充满高妙和美妙，写作者由此把一切荣耀归给主。
         简言之，上帝的启示是让人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信心、真理、爱以及完美和终极的实体，如此等等。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文学是对人类生活方式与心态的记录；而他们所记录的这方式与心态必有部分反映他们对生命的意义，公义和慈爱等永恒之追求，而这以上帝的各种手段、方法启示为前提的。

         一、一般启示、特殊启示及启示、默示、启发的关系

         在详细展开“启示”与文学的类型与价值内在关系之前，有必要先细说一下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对启示性质的划分、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在《圣经》中的依据。这样的性质划分和关系论述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正如下文所看到的，这样的性质划分和关系论述对细化文学类型和定性各种类型文学价值是不可或缺的。
         启示按性质分有两种：一是普遍启示，一是特殊启示。普遍启示乃是神的思想在自然界的现象中，在人内心与经验或历史的事实上具体表现出来。神借着他整个的创造、自然界的威力、人心的机能、良心的声音，以及一般的世界护理与特殊的个人生活，来晓谕世人。概括地说，从自然界与生活世界中人有两种途径认识神的知识：（1）内部的或生来的，就是人生来在心中所具有的宗教感和良知。《罗马书》1章第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2）从外部的或得来的知识，就是从可见的受造之物大自然中所得而来。《诗篇》19篇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希伯莱书》12章第9节说：“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正如保罗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
         特殊启示表现在《圣经》中。《圣经》确是特殊启示之书。在这本书里，上帝的特殊启示是通过他在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历史和他的儿子耶酥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全人类的历史而完成的。而耶酥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特殊启示的最高峰。在《圣经》中上帝不仅通过行动也通过他的说话来完成特别启示，如上帝通过先知和使徒对人说话。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要赐下特殊启示呢？起初人被造是有知识（真理）、公义（仁义）和圣洁性的，但由于亚当犯罪，我们众人在出生之时因着原罪已经堕落了，所以人虽因着上帝安置在人心中的宗教感虽体验到生活和自然中上帝的存在，但因是在罪中寻找，所以靠着自己想极力找回原义（知识、公义和圣洁）是不可能的，人在普遍启示中去挖掘知识宝藏，寻找真理、永生和公义也是矢不中的。所以人必须要通过特殊启示，换言之，只有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普遍启示并在日常中使用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
         可见，没有特殊启示，人不能更好地认识一般启示。神的启示是一切知识的根源，并且神是先把一般启示赐给人，在人犯罪之后才赐下特殊启示。启示对神而言是向人显明自己的方法，对领受启示的人而言，乃是神所赐的恩典。因此，我们越是借特殊启示深入认识一般启示，也就越认识神的普遍恩典。在神的普遍恩典里，也越发借着一般启示学习到各种知识。同样我们看到，这两种启示都重要，不是谁补充谁的问题，上帝在普遍启示中行动的结果是令人主动地相信真善美及认识价值中的责任，普遍启示是人对福音的准备，拯救的可能，是使人能以回复基督召唤与挑战的反应，而特别启示的结果是相信基督及在教会接受责任。普遍启示是特殊启示的前提和条件，有了特殊启示，我们藉此才能更合宜地领会上帝在普遍启示中所赐下的真理且认为真实。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启示、默示与启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殊启示是上帝通过历史事迹、耶酥的道成肉身、先知和使徒的传话的“自我揭示”，这是直接从神而来的真理；默示是这种种的特殊启示通过人类的文字的记载而得以保存的过程。具体来说，《圣经》作者对《圣经》的完成，是在完全的、强烈的圣灵感召之下写成的，在书写过程中神与人之间的“合一”达到一个奥秘的程度，与耶稣的“神人二性”的奥秘是相等的。因而，《圣经》每一句话是作者的话同时也是上帝之言。可见《圣经》是特殊启示与默示的结果。这特殊启示与默示都源于上帝，二者都以人的活动为中介，但功能却有异，而最终是为了达到上帝“自我揭示”的目的。而启发则是后世的基督徒在了解那早已启示出来的真理（《圣经》）时因着圣灵感动而得着亮光。
         对于后世的基督教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虽很多也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写，但他们的作品地位跟《圣经》是没法比的，原因在于《圣经》作者写作时受到上帝的特别护理，《圣经》这本书本身就是特殊启示的一部分，是直接从神而来的真理，在其中上帝的自我启示达到了高峰，而上帝自我启示出来的真理对人而言已足够有余。而后世即使凭着圣灵感动而写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宗教经验，上帝也会给人启发（圣灵感动），但是藉着《圣经》进行，也就是说，后世的基督徒能经历上帝的临在，但经历上帝的临在必须是拥有大量《圣经》经文为依据的，这意味着后世的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无非是借着人的认知力得着亮光（圣灵感动）去了解那早已启示出来的真理（《圣经》）。所以神直接的启示，在《圣经》完成时就已停止，我们再也不能在神已经给人的启示（《圣经》）以外加添什么，当然也不能减去什么（启22:18,19）。即使从宽泛意义上说，后世的上帝临在（圣灵感动）也是一种启示，但这种启示与特殊启示还是有区别的，特殊启示的特征是历史式、位格式与命题式兼有的，它标明特殊启示的真理性（在《圣经》中用命题式语言表达）、特定历史性（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圣经》中表现为以色列人救赎的历史与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一生）、上帝临在性（在《圣经》中表明人与神的相遇）而后世上帝对人的启示仅是位格式的，不具有历史式与命题式，所以后世基督徒因圣灵感动经历上帝的临在，与其说是圣灵对人的启示，不如说是圣灵对人的启发，它启发信徒的心智去了解《圣经》所记载的一切意义，而在这启发过程中，写下了有关基督教信仰的文学作品。

          二、启示与文学类型

          按照启示的性质，我们可以把文学划分为与启示无关的文学，因藉着一般启示而产生的文学以及作为特殊启示本身的文学和因藉着特殊启示而产生的文学。在启示的两种性质当中，只有特殊启示本身有文学的表现样式，那是因为上帝直接“道成文字”，而一般启示直接表现在宇宙、人类的内心深处（良心、宗教感）中，所以没有一般启示本身的文学，只有藉着一般启示而产生的文学。
         与启示无关的文学主要表现在当代通俗小说、畅销书、流行读物中，如琼瑶小说、汪国真的诗歌等。这些文学以追求感性娱乐为特征，以满足普遍市民日常休闲与娱乐的需要，甚至为了迎合市民的感官欲望，这些文学描写中经常有性和暴力的内容。
        藉着一般启示而产生的文学主要表现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与一般启示相关的内容与主题。这些相关的主题和内容主要包括：
        作家按着自身的良心和良知进行写作。《圣经》说，人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以弗所书》4章23节也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作家的良心和良知是神安置人在心里的。著名诗人艾青在解放前民族危难和人民流离失所之际，写下了“我的眼里为什么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情”的诗句，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面临很大的压力情况下真实地写出了苏联列宁、斯大林时期对人民、知识分子“萧反”的杰作《日瓦戈医生》。而有些作家写作没有凭良心，要么是没有为真理和事实说话的勇气，要么是他的良心和良知被罪玷污了。“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多1：16）
         作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大自然是神所造的，大自然巧夺天工，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很多作家天生热爱自然，在热爱大自然中他们感受到了人的渺小和有限，对创造大自然者的敬畏，并在热爱自然中获得了人与自然深度的和谐关系。从中国文学来看，中国道家一系的作家的写作往往是情系自然。历史上，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合一，万物与我并生”后，自然景物成了作家和画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到魏晋时期，自然景物完全进入了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和生活各个领域。这时候开始有山水入诗如陶渊明，山水入画，如宗炳，山水入游，如谢灵运的游山玩水，从此以后，中国的山水画、山水田园诗绵绵不绝，并成了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所以大凡优秀的作家总喜欢旅游，喜欢自然景物，也喜欢隐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旅游中让生命成长。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一生漫游。西方如18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如湖畔派诗人雪莱、华滋华斯、拜伦等，19世纪末的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如瓦雷里喜欢亲近自然。这方面的作家很多，作品也很多，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苏联屠格涅夫对草原的描写都可归入这一类。
         作家内心的宗教感。《传道书》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人内心或多或少都有宗教感的，在中国古代，很多道士、居士、和尚都是作家，作家中信佛的如王维、信道的如陶渊明、信佛道的如苏东坡，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意无意流露出他们内心的宗教感。西方的文学也是如此，西方的《荷马史诗》讲述希腊军队主要将领之一伊塔卡王奥德赛的故事。该故事的核心主题就是要人学会在神面前的驯服和谦卑，奥德赛之所以在海上流亡十年才回到故乡，乃是因为他太骄傲了，以为靠自己的本领和能力攻打下特洛伊城的，而不是依靠神。导致了神对他的惩罚。
         特殊启示本身的文学就是《圣经》。若按文学内容和体裁进一步细分的话，《圣经》中包含智慧文学、诗篇（歌）、先知文学、启示文学、小说（《路得记》）等。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是受神直接的启示，并且由于神特别的照顾与护理。神用他们正如他们本来的面目，连同他们的本性与气质，才能与恩赐，教育与修养，以及他们的用语、语法和文体都为神所使用；神开导他们的心思，唤起他们的著作意识，在他们的文体活动上压制犯罪的倾向，并在语句的选择以及思想的表达上引导他们。他们并非仅仅是个抄写员，乃是真正的著者；虽然有时记述神的直接传达，但有时也写下他们自己的历史调查；有时记录他们的犯罪与赦免，喜乐与悲哀，并恐吓的危险与恩慈的拯救等种种经验。因此他们的著述中不免带有他们个人的色彩，以及当时社会的标记，但这一切都是在圣灵引导下完成的，在圣灵的特别关照下，作者所有的一切和神的话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写成了没有错误、清楚而充足的《圣经》。因此，所有以后的有关基督教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比，它们与《圣经》有着本质的差别。就象经上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5：39）“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能。”（提后3：15）而其他的书不具备这种能力和功用。
         藉着特殊启示而产生的文学（基督教文学）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专门适合基督徒使用的文学作品，如祈祷文、灵修书籍，作品有圣•弗兰西斯的《生灵颂》、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等。
         反映基督教思想和意念的一般概念上的文学作品，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这些作品不是特别专门用来基督徒灵修和灵命塑造，但在传播和阐释基督教一些基本理念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如苏联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中提倡宽恕和忏悔，中国作家许地山根据《歌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内容在《缀网劳蛛》中提倡爱是忍耐、永不止息、不计算他人的恶，当代基督徒作家北村在小说《玛卓的爱情》中强调了没有信仰参与的爱即没有圣爱参与的爱，最好的爱情也会熄灭。
        受基督教明显影响但又不完全遵循《圣经》原则和价值标准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这类文学作品隐含着与基督教的对话与批评。如俄国作家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在小说中，作家虽然设计了基督教信仰的虔诚者妓女索妮雅和阿廖沙，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虚无主义者阿廖沙的哥哥以及索妮雅的男朋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都对他们虔诚的信仰构成冲击，这也是作家自身的信仰立场。妥斯陀耶夫斯基曾说过，若要他选择真理与上帝而真理又不在上帝这一边的话，他还是最终选择上帝的。这类作品还包括希腊作家卡扎布基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等。

         三、如何评估这些文学（类型）

        与启示无关的文学，若属这一类型中的极品，从满足大众需求的某一层面来说，它们有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许可的，但要警醒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们不属于经典和高雅文化行列，如金庸小说。
        藉着启示（无论是一般启示还是特殊启示）而写的文学有资格进入经典和高雅文化行列之中，但并不是所有藉着启示而写的文学都能进入经典行列。作家的才华、写作的天赋和语言的表达能力也同样重要，因为写作需要作家综合的素质，而作家身上属灵的启发和素质仅是作家总体素质中的一部分，若不具备其他素质，即使你属灵的启发最好，也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所以这也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哪怕灵命很深的基督徒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另外，许多写有关基督主题和题材的作家并不一定都有上帝的灵充满其中，他或她有可能吸收的是基督教的文化、知识甚至对其进行了相当主观化的个人演绎。如上文提到的20世纪希腊作家卡扎布基斯所写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就是基本上是从人性的角度描写耶酥基督的，忽略了耶酥基督神性的一面。由这部书改编而成的电影也遭到了虔诚的、正统的基督徒强烈反对。
         好的藉一般启示而写的文学和藉特殊启示而写的文学没有高下之分，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和荣光在文学中的显现。所以不要反对没有藉特殊启示进行写作的文学。景教（基督教）传入中国乃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听到基督的福音，也不知道《圣经》，也就是说在初唐以前中国文化中没有藉特殊启示而写的文学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不能达到辉煌的地步，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的古典诗歌不是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而是在初唐以前就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代表着这一艺术成就。有些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反对看藉一般启示而写的文学。他们的理由是一般启示即从自然界而来的知识不能叫人得救。因为自然界并未教导有关基督的事。有关基督的知识对于得救是绝对必须的。《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保罗也强调“因信称义”，而信乃是信靠上帝的独生子耶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作了赎罪祭，得以让你与上帝有和好的可能，从而死后被接到天国父的家中去。确实，《圣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信耶酥必定得救并且有永生，《圣经》突出了这个。但是藉自然启示而写的文学书对信徒和非信徒也很重要，对于信了主的基督徒来说，有了特殊启示，再去看藉一般启示而写的文学书，更能发现上帝的荣美在其中，更能感恩上帝，因为藉着特殊启示才能更合宜地领会上帝在普遍启示中所赐下的真理、荣美且认为真实。所以，有些神学思想家如瑞士的巴尔塔萨就极力提倡从美的角度来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从美学角度来认识神，而文学主要就是用来表现和体现美的。对于那些非信徒来说，普遍启示是上帝对人的联结点，是对基督信仰的跳板，借着这些文学书，让他们更接近上帝。
         文学艺术靠近生活，而且尊重生活，因而，在藉一般启示中写作更易得到释放，而一些作家受特殊启示的主题和内容暗示甚至捆绑，写作时不易放开，容易主题先行，而没有遵循生活应有的逻辑进行写作，如北村的小说就有这个毛病。托尔斯泰也这样，这样容易导致自身因宗教方面带来的优越感而忽略了对生活和生存的尊重，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比不上农妇的一双鞋，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这种不恰当评价就跟他的宗教优越感很有关系，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要写人性方面的，很少涉及苦难、信仰等问题，而托尔斯泰的作品有很强的信仰色彩，我们从他的作品标题《天国在我们心中》、《复活》等可看出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写作从生活的一般启示中进入到信仰的特殊启示中，从生存苦难的深渊中去仰望上帝，并对信仰进行拷问。
        相对来说，有启示临到写作和生活的作家活得平静些，在启示中尤其有特殊启示关照的作家对苦难和爱比一般作家理解得深刻些，并且能在苦难中发出赞美之声。这方面中国作家比较缺乏，中国文学很少在苦难中发出赞美的，所以诗歌中祈祷的、颂赞的、感恩的内容很少，中国古代诗词中更多的是悲秋、伤春、闺怨、离别的，原因跟中国作家普遍缺乏基督教信仰有关。当代诗人海子曾写过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很广，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该诗的内容有对生活的感恩和赞美，“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写得很阳光。写作与启示无关或启示临到很少的作家，要么感到写作无聊，要么感到人生虚无，要么通过写作来达到一种自我救赎（把文学艺术当作宗教），总体上，他（她）们活在虚无的审美层面上[注2] 。这些作家因没有很深的基督教信仰背景和启示临到他（她）们的写作，所以他（她）们当中的很多人活得悲观、绝望甚至自杀，这尤其在现代派作家中体现得很明显。国内有些学者如张志扬先生甚至认为，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整个现代性就成了虚无主义的集中地。 [注3]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尤其那些把文学当作宗教、把文学当作救赎、对文学很敬畏（“唯艺术而艺术”）的那些现代优秀作家，他们虽然在作品中没有太多与启示相关的内容与主题，但我们对他（她）们的创作还是应表示尊重，因为衡量文学艺术的不是仅仅一个“启示”的层面，还有其他的层面，比如他（她）对叙事的贡献、对文学创作主题的突破、对文学观念的革新、对语言的创造性应用、想象力方面的超一流，这些都有可能为他（她）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基于对以上的分析，我们由此简要地对本文有关启示与文学作一总结：启示无论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启示总是普世性和地方性的。启示的普世性表现在神与人的关系属普世性的，神救赎的意念是宇宙性的，启示的地方性表现在神向人的启示受处境、文化所限制，而人因处境、文化及自身的有限性领受神的启示时更有限，所以作为藉着启示进行创作的作家所写出来的文学，以及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文学它的有限性也表现在这里，这决定了后世藉启示而写的文学与《圣经》文学无法相提并论，前者是个人宗教经验的写作，后者则是神借着《圣经》众作者来直接显明他的普世性的启示，他对人类救赎与救恩的途径。本文对没有围绕神的启示进行创作的文学的间接批判，实质上是在维护上帝主宰这一世界的事实，也说明了十字架真理与世俗文化的对立。基督事件或基督的福音显明的批判了人类文化的残缺处及相对点。尤其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困惑、眷恋在虚无主义文化、大众享乐文化中，神的福音批判这种文化，并拯救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各类带有宗教情怀的文学并不一定都是反映《圣经》原则和精神的，就如各类宗教文化一样，因为神的启示是普世性的，所以在个别文化的显明下，这启示有其独特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注重神在某一文化中的启示而就以为这文化就是绝对、全面的，所以对于西方的文化和文学我们没有必要一味的赞同，因为，神在他们文化和文学中的启示是受到限制的，不全面的，它们并不代表着全部的真理。



     [注1]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一，第五章第一节，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注2]详见丹麦神学家克尔凯廓尔在《或此或彼》（阎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对人生活类型的划分，他把人的生活分成三种：道德的生活，审美的生活和宗教的生活，审美的生活结局是虚无，宗教生活的一个特征是承受苦难。
     [注3]详见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丁部，《偶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原载中国学术网